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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10月6日，北京中南海游泳池附近，摄影师杜修贤接到江青电话，带着相机赶了过去。
那时的他并不知道，这次拍摄会成为江青被捕前最后一段自由时光的影像记录。
江青叫他来，并不是处理什么紧急公务，而是要在毛泽东生前居住过的地方留影。
杜修贤按照要求调好相机，选择角度，按下快门。
照片里的江青神情平静，身后是熟悉的建筑和环境，谁也没有料到，几个小时后，局势会发生根本变化。
拍摄结束后，江青又带人前往北京景山公园。
那里距离中南海约3.
5公里，园中的苹果树结得正盛。
到了树下，她没有让别人代劳，自己爬上树，伸手去摘苹果。
杜修贤的职业本能立即发挥作用，镜头捕捉到了这个动作。
那一刻没有会议记录，也没有正式仪式，只有一名摄影师在旁边按下快门。
按当时的时间计算，约4小时后，江青被依法逮捕。
杜修贤拍下的游泳池留影和景山摘苹果照片，也因此成为她人生中最后一组自由状态的影像。
杜修贤后来很少谈论照片之外的事情。
有人向他打听中南海内部见闻，他往往只说：“我只管照相，其他的不要问。
”这句话听起来朴素，却是他在特殊岗位上多年坚持的规矩。
他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领袖身边的摄影师。
1930年出生于陕西米脂的杜修贤，少年时期家境贫寒，12岁便开始做长工。
14岁那年，他独自走出大山，赶了一夜路来到绥德，想报考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。
到了校门口，他才发现自己几乎不识字，连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。
正准备离开时，一名负责招生的青年问他：“愿不愿意留下来当勤务员？
”杜修贤赶紧回答：“愿意，什么活我都能干。
” 这次偶然留下，改变了他的道路。
后来，他因护送学校教员前往延安，获得了继续学习和工作的机会。
1944年，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招收摄影学员，杜修贤报名进入训练班，从此正式接触摄影技术。
当时的延安物资匮乏，摄影并不是轻松的行当。
吴印咸等摄影工作者在简陋条件下授课，学员要掌握构图、曝光、冲洗，还要适应战地环境。
杜修贤没有受过系统教育，却靠着肯钻研、肯吃苦，逐渐成为战地摄影记者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进入新华社工作。
1960年，34岁的杜修贤被调入中南海，担任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师。
此后16年，他随总理出访和参加各种活动，也拍下了大量重要历史照片。
在中南海工作，摄影技术只是基础。
什么时候能拍，什么时候必须退后，哪些画面可以公开，哪些细节不能传播，都需要判断。
周恩来对工作纪律要求严格，摄影师不能抢镜，也不能主动要求与领导人合影。
杜修贤牢记这些规矩。
一次，他忙着给周恩来和其他记者拍照，自己站在一旁没有靠近。
周恩来发现后问：“怎么没人给我和老杜拍照？
”这才有了两人的合影。
总理称他“老杜”，既是亲切称呼，也说明对他的工作十分信任。
1970年，杜修贤又承担起为毛泽东拍摄的任务。
他拍照有两个特点：快和稳。
国庆、劳动节登上天安门城楼时，为拍到毛泽东正面，他曾把身体探出栏杆。
周恩来见状，拽住他的衣角提醒：“掉下去怎么办？
要镜头不要命了？
” 他的快，不是仓促，而是长期训练形成的反应；
他的稳，也不只是手不抖。
有人曾和他比赛抽烟，看谁能让烟灰保持不落。
对方一支烟掉了几次烟灰，杜修贤直到烟燃尽，灰柱仍完整地搭在烟头上。
这个细节，恰好说明了他对平衡和节奏的控制。
1972年2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。
2月21日，尼克松抵达北京，周恩来到机场迎接。
杜修贤提前观察位置，等待握手的一瞬。
尼克松尚未完全站稳，便提前伸出手臂，杜修贤在两人即将握住的刹那按下快门。
周恩来选用了这张照片。
它没有刻意摆姿势，却保留了现场的方向感和力量感：美国总统主动伸手，中国总理从容相迎。
外交场合的分寸、人物之间的态势，都被压缩进一格胶片里。
杜修贤也曾为江青拍照。
1964年国庆观看焰火时，江青向他请教：“怎样才能把焰火拍得更好？
”杜修贤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她。
后来，1975年夏天江青与张玉凤在钓鱼台的合影，也由他拍摄。
这些照片没有替人物辩护，也没有替人物定性。
杜修贤的工作，只是把当时的动作、神态和场景保存下来。
他常说，自己拍照讲究“真实和真情”，却不愿对照片背后的人事作过多解释。
晚年，杜修贤逐渐离开相机。
长期拍摄留下了明显痕迹：左眼大、右眼小，与多年用左眼取景有关；
肩膀一高一低，则和常年背负多部相机及闪光灯设备有关。
他走路和放杯子的动作都很轻，像是仍在适应中南海拍摄时不能惊扰现场的习惯。
70岁以后，他几乎不再碰相机。
有人问起原因，他只淡淡地说：“我这辈子是照够了。
”2014年，杜修贤因肺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8岁。
留在他身后的，是数以万计的底片，以及那组拍摄于1976年10月6日、距离江青被捕仅数小时的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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